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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是一个必须的交待，如果有朋友在老书那边看过的，请跳过。《我为纣王之傲啸封神》完本到现在已经两年了。这两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最重要的就是当初被迫使我停止写作的一件大事。我的孩子，生了一场大病住院，出院的以后，长期提示脑电图异常，市级医院无法诊治，就去了长沙儿童医院，这就成了噩梦的开始。经过一系列检查，某位主治医师确定了孩子得了一种伴随终生的可怕顽疾，当时我和老婆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为了确认，我们又挂专家号，找到了长沙儿童医院某科的某位专家教授，结果照旧。
这件事成了我们全家乃至父母的最大阴霾，为了不让孩子有压力，我们默默承受着这个事实，没有让任何一位邻居或朋友知道，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求诊生涯。每周或者每几周，都要去长沙看专家号，挂号虽然比较困难，但从未间断过。教授开的药价格不菲，多有进口药品，而且还说明了有肯定有副作用，让我们签字才能给孩子吃，医院不负责任。为了孩子的病，我们还能怎么办？
就这样，煎熬了一年多，老婆的精神几次濒临崩溃，经常在孩子睡着以后抱着我失声痛哭，我每次只能安慰她，但我自己怎么办？又不能向任何一个朋友倾述，不能让周围的人知道，不能让孩子从小生活在压力的目光下！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，自己不能崩溃，不能倒下，否则这个家都会崩溃。
多次复诊后，孩子的情况不仅没有改观，而且据教授说，越来越严重，已经无法控制了。一次复诊，我们带了点小礼物给那位专家教授，教授比较诚挚地说：这个病我解决不了啦，药物基本没什么用了，你们要去北京，估计要动开颅手术。开颅？！孩子才多大？我们全家都几乎绝望了，我很理解老婆当时的心情，孩子有什么事，她也活不下去了。
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我和老婆克服困难，在单位请了长假，前往北京。在北京，多亏了老婆表姨父的女儿，也就是姐姐一家人。姐姐和姐夫为我们安排了暂时闲置的房子，还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，真的非常感激他们。于是，带着孩子，我们在陌生的首都暂时地安顿了下来。
原本以为在长沙看病已经很难了，哪知道，到
了北京，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看病难。大医院的号全被号贩子垄断，我曾经凌晨去北京儿童医院排过两次号，但没有一次能排到，就连普通号都没有，更别说是专家号。无奈之下，我们只得用数以倍计的价钱，从号贩子手里买到了号，找到了专家，专家让我们先去做检查。
然后检查照样要排号，按照他们所说的“正常
情况排队”，轮到我们要等到七个月以后去了，我们只好又找到号贩子，再加倍地付钱，那些人果然神通广大，第三天就做了检查。再然后，再找号贩子买号看专家，再检查……如此反复。我们住在联想桥一带，每次到儿童医院都要在天没亮的时候出发，然后挤很远的公车，有时做检查都没办法吃饭，又要找号贩子交涉……
个中艰辛，实在是不堪回首。
在北京的这几个月，足以毕生难忘，但为了孩子，一切都是值得的！
经过专家判断，孩子只是脑电图有某种相似的波动，但并没有那种可怕的病！我们本来已经做好倾家荡产，做手术的准备，乍闻这个消息，一时悲喜交加。为了确认，我们又看一位专家（自然又离不开号贩子的手笔），最终两位专家的判断结果一致，我和老婆这才放下心来。
当时我有两个念头，第一是后悔，后悔没早来北京；第二是愤怒，对长沙儿童医院的愤怒，竟然让孩子吃了一年多有副作用的药！这些药对身体的影响很大，所以孩子体质变得很差，动辄生病。
我本来想去长沙讨个说法，老婆却说在吃药的时候，人家已经让你签了字，后果自负，估计去找也没什么用。最重要的是，孩子现在没事了，不要再节外生枝，不要让孩子自己有压力，平安是福。
回来以后，为了帮孩子调养身体，让他休了半年学。然后，又经历了一些事情，我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
在孩子原本的那种情况下，我没有办法也没有精力再写小说，所以荒废了两年。但这两年来，心中还是不时冒出许多创意、人物或者情节，我总是习惯性把它们记录下来，哪怕只是几个字，或者一句话。就在上个月，我看着这些或连贯，或独立情节，翻来覆去了两天，终于还是决定尝试着继续动“笔”。
尽管自上本书已经过去了两年，尽管人气可能已经完全为零，尽管身体状况也不是很好，但我还是压抑不住那种想写的冲动。那些人物，那些情节在我脑中仿佛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，把他们写出来，就算得不到别人的认可，也不枉他们来这世间一遭。所以，我硬着头皮又联系上了起点以前的责编。
让我惊讶的是，编辑们没有忘记我这个过气的小人物，而且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帮助，让我的重头再来的信心又增加了不少。
最后再次感谢老朋友悟道，感谢新朋友小阵、橙子，感谢起点这个平台，感谢所有读者朋友们，真诚地祝福所有的朋友平安、健康、幸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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