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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六帅对裁军又是什么态度？”周赫煊问道。冯庸解释说：“如果裁军方案公允合理，六子是愿意配合裁军的。当然，为了防范日本人的狼子野心，东北军的几大精锐部队必须保留。”
“公允合理？”周赫煊摇头苦笑，“恐怕很难哦。”
冯庸叹息道：“可东北的财政更难，已经养不起那么多兵了。就算中央不裁军，估计六子自己也会裁撤一部分。”
搞军事，就跟搞教育一样，没钱寸步难行。
李石曾搞教育弄得人人反对，最大的原因就是没钱。而地方军阀如果没钱，那就不是闹游行那么简单，稍不注意就要滋生兵变。
张作霖两次入关争天下，不仅把华北打得稀巴烂，东北的财政也被战事拖垮。特别是北伐战争期间，张作霖不仅要养东北军，还要给直鲁联军和孙传芳的部队提供支援，军事开支数以亿计。
张学良年纪轻轻就继承东北军总司令，说起来风光，可他接手的却是个烂摊子。
周赫煊说：“现在东北最要紧的，就是做好两件事。第一，严防日本人；第二，恢复民生财政。”
冯庸感叹道：“王永江还活着就好了，有他在，东北诸事可高枕无忧。”
张作霖有底气入关争霸，就因为背后站着个王永江。
当初东北治安混乱，土匪出身的大帅们嚣张跋扈，是做警察厅长的王永江成功治理乱相。东北财政崩溃，也是做财政厅长的王永江扭转局面，不但还清了政府债务，而且还实现财政盈余。
王永江在东北公债、兴工业，创办东北大学。为了丈量土地，增加田赋收入，王永江连杀14人，风气为之一清。
可以说，正是王永江的强内政能力，才有了财政富余、安定有序的东三省。
然而……
张作霖的野心摧毁了这一切，王永江数年的努力，都成为张作霖扩军的资本。然后在奉军第一次入关时，毁灭殆尽，东北财政再次出现巨额亏空。
王永江呕心沥血又奋斗一年，东北财政再次扭亏为盈。结果张作霖不听劝阻第二次入关，导致东北物价飞涨、货币贬值。
王永江气得左眼失明、心脏出血，一怒之下辞官不干了，1927年底病逝于金州。
失去王永江的东北，犹如无法进食的壮汉，正在日渐营养不良中。
听冯庸提起王永江，周赫煊也不禁感叹。
那位老先生属于民国时代的级内政人才，而且为官清廉、毫无私心，同时又杀伐果断，敢于得罪权贵，并进退有度，能屈能伸，知人善任，堪称王佐之才。
当初张作霖搞东北联省自治，王永江统管三省政务。他上任前就提出要求，东北的官员任命问题，张作霖不得插手。结果王永江提拔起一大批实干官员，张作霖死后东北不乱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王永江当初的选贤任能。
可惜啊，可惜，这人死得太早了。可以说是呕心沥血累死的，被张作霖的胡搞乱搞气死的。
周赫煊想到未来的九一八事变，郑重告诫道：“五哥，你要转告六帅，不管生什么，千万不能动兵打内战。”
冯庸笑道：“东北都易帜了，当然不可能再打内战。”
“这次的编遣会议，就是内战征兆啊！”周赫煊急道。
冯庸闻言一愣，表情凝重地说：“不会吧，难道常凯申敢跟全中国的地方势力开战？”
“他要削藩，你说各省军阀会是什么反应？”周赫煊反问道。
“削藩倒不至于，全国裁军方案，大家可以坐拢来一起谈嘛。”冯庸非常乐观地说。
周赫煊问：“如果谈不拢呢？”
冯庸道：“那就保持现状，大不了地方的军费开支，不用再找中央拨款。”
周赫煊道：“地方常备军队，自然不需要中央拨款。但各地的警备军呢？如果连警备军的军饷都不走中央，那这个中央政府还叫中央政府吗？这跟藩镇割据有何区别？常凯申为了自己、以及南京政府的威望，是绝对不能容许这种现象存在的。中央想要集权，地方想要自保，这属于不可调和的矛盾。”
“万事可以谈啊。”冯庸说。
好吧，冯庸的观点跟阎锡山差不多，都认为可以坐下来商量，犯不着动兵戈。
可惜他们把常凯申想得太软弱了。
当天下午，阎锡山如约而来，正好跟冯庸碰个正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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